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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祖国表白⑪ 李树建代表:峥嵘岁月稠

猛犸新闻东方今报首席记者 梁新慧/文 沈翔 李新华/图 视频 夏雨/剪辑

在河南乃至全国戏剧观众中,李树建赫赫有名。

由他主演的“中华美德三部曲”《程婴救孤》《清风亭》《苏武牧2004辣妹特工之危机四伏羊》,囊肥臀括了中国戏剧一系列最高奖,并走进近30个国家和地区,先后登上美国戏剧中心百老汇舞台,全球电影中心好莱坞杜比大剧院等世界顶级舞台,让豫剧走向世界舞台,成为当代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名片。

作为当代中国豫剧的领军人物,李树建创立的李派艺术得到了业界的广泛认可和高度评价。他获奖无数,而被鲜花和掌声包围的背后,则浓缩了一部渴望成真的梦想史,一道坎坷曲折的成长史,一条荆棘丛生的奋斗史,一部千辛万苦的创业史,更是一部充满血泪的心灵史,一部不断丰富、日益充盈的艺术史。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中国剧协副主席、河南省剧协主席、河南豫剧院院长李树建代表接受了猛犸新闻东方今报记者的独家专访,敞开心扉回顾人生,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1】戏子坟

1962年4月,我生于河南临汝县(汝州市)寄料镇观音堂村。


虽然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但还是没饭吃。听奶奶和母亲讲,有一次我饿昏了,父亲以为我饿死了,就把我扔到一个药坡上。那时候,小孩被饿死是常有的事儿,而这个药坡,就是专门扔小孩儿尸体的地方。

我奶奶总觉得我没有死,非让让我父亲去药坡上看看,说不定还活着呢!在奶奶的逼迫之下,父亲上了药坡,发现我身上有温度,于是就把我抱回家,看能不能活过来。哎,我是捡了一条命啊!

我们临汝,是个戏窝子。小时候,听老祖宗讲,清朝末年时,附近煤矿上成立了一个剧团。有一天,这个剧团到我们村的麦场里演出。演着演着,一个老生演员暴病而死。

在旧社会,唱戏的演员在“下九流”之列。那个老生演员死了两天,没人管,因为谁也不知道他是哪儿的人。于是,我的老祖宗就弄张席,一裹,埋到我家的自留少年达佳地里了。

从那之后,俺家的祖辈每年上坟时,顺便也给他上坟。我记事儿的时候,跟着家人上坟,也给他烧纸。村里人都说,这是戏子坟。

我听三爷讲,暴病而死的这个演员,演的戏是《八义图》,他饰演的是主角程婴。我和戏剧的缘分,或者说我和“程婴”的缘分,就从这时候开始了。

(《程婴救孤》剧照)

这是因为,《八义图》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赵氏孤儿》,而在新世纪初,我们又根据《赵氏孤儿》改编成了《程婴救孤》。2004年9月,《程婴救孤》荣获第十一届文华大奖第一名,实现了河南省在文华大奖上零的突破,并被评为艺术节观众最喜爱的剧目第一名。

有时候想想,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2】“都想死了!”

饥饿,是小时候最刻骨的记忆。晚上八九点,母亲就要求我必须睡觉。如果过了这个点不睡,就再也睡不着了,饿得慌啊!

那时候,父母最发愁的就是过年,没有粮食吃。我在村东的小寨上小学,有个关系好的同学叫周武臣,还经常在我家住,他家过得还不错。有一年过年实在没吃的了,父亲对我说,你跟周武臣说说,借他家一袋子红薯干吧!后来,我跟周武臣一说,他们家果然借给我家一袋子红薯。就这样,我家才勉强过了个年。

每年大年初一中午,才能吃一次白馍,菜里有几片肉,晚上都得吃花馍。母亲每天晚上都要纺棉花,不管我们睡了几觉,她总是在纺花。记得有天晚上,饿得狠了,我和弟弟就偷偷把母亲放在缸里的花馍拿出来吃,被母亲发现候,她还打了我一顿。

还记得有一次,家里有盒火柴,我拿出一根火柴玩,不小心把整盒火柴弄着了。结果,我母亲拉着我就一顿打。当时,我委屈的呀,都想死了。

俺村出了个很有名的演员,名叫李玉林,旦角,在我们那一带影响很大。新中国成立后,还担任过开封曲剧团团长。


我刚记事儿的时候,除了对戏子坟感兴趣,另外就是对李玉林这个人感兴趣。因为小时候吃不饱饭,觉得只要会唱戏了,就有饭吃,就能天南海北到处闯,说不定还能娶个城里的媳妇儿。再说车美士,我父亲也说,我干力气活不行,手没劲儿,长大了不会干活。

我们寄料公社有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面还有个小剧团。初中没毕业,老师就对我说:你在这方面有才能,嗓子不错,公社里有剧团,你去考试吧,考上了就有饭吃。

我说:那中,我试试。结果,我唱了几句,人家觉得还不错,就把我留下了。

【3】“滚下去吧!”

那时候,正在文革期间,村里分两派。我去剧团那段日子,当权派不给我记公分分粮食。直到公社党委委员郭领了解了情况,他一介入,当权派才一天给我记7个公分(满分是10公分)。此后,我就开始了一边干活一边学习演戏的日子。


我去金艺贞剧团半年后,去我舅舅所在的赵沟村演出,这是个山村,我们演的是《半边天》。这天,演支书的演员,嗓子哑了,让我上。结果,我一上去就紧张,立不会立,站不会站,下边的观众哈哈大笑。结果,戏里的“大队长”一脚把我躲翻了。剧团打锣的就骂我,说我不会演戏,给剧团丢人,滚下去吧!

下了舞台,舅舅说:树建,咱别丢这人了,回家种地吧。

这天晚上,我流泪了,我下定决心朱兆德,一定要演,一定要唱。此后,我刻苦努力,学会了《朝阳沟》等好多戏,甚至还会演包公。没几年,就在附近的十里八村小有名气了,大家都喊我“小栓保”,很多人开始给我说亲了。

在这儿唱了一年多,我不安心了,决定考专业剧团。之所以有了这个决心,和我们公社的一个孩子有关。这个孩儿叫孙强,考上了巩义剧团,吃上了商品粮,还发工资。我当时就想,他能考上县剧团,那我也能。只要考上县剧团,就能吃商品粮,就能娶城里媳妇儿。

后来,我果然考上了临汝县剧团,刚开始唱的不好,就让我练功。结果呢,公社剧团老是让我回去,不让我在县剧团。当时县剧团的书记张文俊对我说:树建,你不能走,一走就回不来了。

那时候,我是左撇子。吃饭的时候,县剧团的人老是笑我。县剧团的人都很洋气,我也不敢跟他们多说话,为了不让他们笑我,我愣是改掉了左撇子的生活习惯。

【4】“洋气了呀!”

公社书记找到县里的宣传部长,愣是把我从县剧团弄回到公社剧团。在这里又演了半年窥探者戏,我待不住了,还是决定要走。

有一天,宜阳县剧团到我们附近演出,我看了几天。他们准备走的时候,我就问:收人不收?我一开口唱,团长觉得不错,就把我留下了。第二天,我捆着行李,跟着宜阳县剧团就跑了。

在宜阳县剧团不到半年,领导班子换了。由于我是前任团长招进去的人,结果,新团长不要我,非让我走。实在没办法,就揣着几个月的工资,准备回老家。


村里人都知道我考上了宜阳县剧团,结果现在被开除了,这可咋弄啊?回家路上,我在路边买了四个盘子。那时候,吃饭都是用碗,哪有用盘子的啊,看到我带了四个盘子回去,无论是家里人还是村里人,都觉得我出息了,我母亲还夸:树建,一唱戏,现在洋气了呀!

到家后,我对母亲说,剧团放假了,回来歇一段,过几天还得走。我没有说实话,是怕父母担心。

在家住了三天,就走了,我对母亲说,去上班,实际上我又重新开始考剧团了。就这样,我扒着煤车赶路,有时候睡到汽车站、火车站的连椅上,夏天有臭虫,冬天冻的受不了,只想找个剧团。

15岁、16岁这两年,我考过洛阳豫剧团、洛阳曲剧团、渑池剧团、栾川剧团、嵩县剧团……我甚至还跑到武汉剧团,结果考了17个剧团都是一个结果:嗓子不错,不会演戏。

还记得我考的最后一个剧团是义马剧团,考完之后,天快黑了,身上没有一分钱,怎么办?就顺着铁路线,一直往东走,手里抓个石头,生怕有野生动物窜出来。就这样,我走了百十里地,到后半夜,走到了洛阳。

第二天,我就找到洛阳戏曲学校。校长叫程进有,他的夫人叫李淑敏,是这个学校的老师。他们俩接见了我,听了我的想法后,他们对我说: 童子功都得从几岁开始培养,最大不超过13岁,你现在都快16岁了,已经过了学唱戏的最好年龄段。你唱两段,让我们听听。

唱完之后,他们对我说:我们考虑考虑,如果可行,我们给有关部门打报告,看能不能作为变过声的演员来培养。你回去等消息吧!

说到这儿,得补充一句,程进有、李淑敏夫妇有个名叫程琳的女儿。后来,她凭借《信天游》、《妈妈的吻》,火爆华语乐坛。

【5】“你疯了!”

离开洛阳戏曲学校,已经是下午五点多了。身上没有一分钱,啥也弄不成。当时,我工作过的宜阳县剧团正好在洛阳演出,我找到剧团的司务长,借了他的自行车,准备从洛阳骑到临汝。

到了龙门,一个老先生问我去哪儿?我说去临汝。他说:你疯了,这么远咋回去啊,你骑一夜也骑不到家!这个人走着说着,让我住他家。快到他家的时候,在街口,还给我买了碗汤面条。

直到今天,我永远都记得这碗热气腾腾的面条,这个名叫水寨的小村。虽然今天成了大家眼里的艺术家,但为群众唱戏、回报人民群众的恩情,是我永恒不变的追求。

第二天早上8点,我骑车回临汝,下午4点到家。

我跟母亲说了实话:娘,剧团不让我干了,我考了其他剧团没考上,考了洛阳戏校,还没结果。听了这话,我老父亲抱着我,哭得鼻一把泪一把。这时候,我父亲已经有癌症了。

老母亲很伟大。她问我以后啥打算?我说还想考剧团。

(2003年,李树建在北京鸟巢建筑工地慰问演出。)

于是,老母亲就把家里的红薯干都卖了,卖了十几块钱,凑够了路费。我又去考了周口剧团、太康剧团、商水剧团,钱花完了,回到家没几天,接到了洛阳戏校的录取通知,当时,真是激动地不得了。这一年,是1979年。

在洛阳戏曲学校,我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那时候是上下铺,为了练腿上的功夫,我天天把腿吊到上铺上。练得久了,腿功就好了。

别人没起床的时候,我就起来练习,由于长期在农村拉车挑担子造成了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的姿势,一开始老师说我练习时的动作像掂枪打兔子。练习了两三年,身形有了,基本能唱了,我开始演《三哭殿》、《辕门斩子》。

有次我在《凄凉辽宫月》中演了一个反派人物,学校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他赢得了观众的一片骂声》刊登在洛阳日报上。那真是高兴啊,我一个小演员,竟然上报纸了。

【6】心比天高

从洛阳戏校毕业后,那时,心比天高。

我想考河南省豫剧三团,因为我那时候唱戏是真假声结合,到了三团,他们说我的嗓子不适合现代戏。后来,就到了洛阳地区豫剧二团,刚去时,让我担任装卸队队长,装台、卸台、背箱子,同时还管理取暖烧饭用的煤火,就是不让演戏。

有一次,剧团排了一台戏《母老虎坐轿》,剧中的县官坐的不是假轿子,是真轿子,非常重。我和另一个小伙上去抬轿子,边抬边掉泪。就这样,慢慢坚持,慢慢磨练,我渐渐开始担任C角、B角。

1984年冬天,洛阳地区豫剧二团组织我们青年演员去北京学习,每天晚上去剧场看戏。看戏之前,我经常去演出公司买票,时间久了,负责售票的女同志孔力主动问我情况:小李子,你这个孩子很勤奋,又有礼貌,你是唱啥的?

我给她讲了讲我的情况后,她说:你想拜师吗?得知要拜的师父是京剧名家马长礼,我太高兴了。

马长礼是谭富英的弟子,又是马连良的义子,他曾认真刻苦地钻研过杨宝森的唱腔。他兼谭、马、杨几家之长,像谭派的《红鬃烈马》,马派的《十老安刘》《借东风》,杨派的《伍子胥》《洪羊洞》等剧目,他演的很精彩。他还善于运用不同色彩的声腔塑造人物形象,在现代戏《沙我和师娘雷雨中的孽缘家浜》中,将一个外表温文尔雅、内心狡滑奸诈的国民党特务刁德一,刻画得惟妙惟肖。

后来,孔力领着我,去马长礼先生家拜访。他让我唱一段,刚唱几句,就夸我“嗓子很好”。老师又问我,有什么功夫啊?我一踢腿,就踢到了鼻子上。

(拜马长礼为师)

老师一看,高兴了,当即就拍板:这徒弟收下了。

1985年正月十七,我正式拜在马长礼先生门下。

【7】“你是不是来要饭的?’’

“既然拜我为师,就要名副其实。”马老师对我说,他没有更多的时间教我,但要求我进修学习。于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作为旁听生,去了中国戏曲学院学习。


学校没有住的地方,孔力就在建国门外给我找了一家名为“光辉旅馆”的小旅馆。旅馆老板说:既然是孔力大姐介绍了,我们给你提供一张床位,每天帮我们打扫停车场,中午擦桌子端饭,你可以免费住宿。

学习期间你好湿,中国戏曲学院给我发了一枚校徽,凭借这枚校徽,每天都可以免费看戏。孔力给我弄了一辆自行车,我骑着它经常去附近的长安剧院看戏。回来路上,边骑车边思考,思考人家是咋唱的。到了旅馆,我就记笔记,半夜不睡觉,影响其他旅客休息。

其他旅客投诉我,旅馆老板说,你不能在客房待住了,就让我和炊事员住在一起。结果,又住了一周,还是因为我半夜不睡觉,炊事员又投诉我。

后来,旅馆老板也不好撵我走,就说:院子里有个棚子,要不,你住在那儿吧,谁也不影响。

(在北京的小旅馆内学习)

我心里想,只要有一席之地,就行。这个棚子是牛毛毡棚子,里面没有床,我就弄了一块木板,两边垒上砖头。

我正在收拾的时候,一个只有五六岁模样的女孩用普通话对我说:叔叔,你是不是来要饭的?

听到这几句话,我的泪一下子就出来了。

得知我要在中国戏曲学院学习,当时的洛阳地区豫剧二团不愿意了,天天发电报催我回去。后来回了一次洛阳,跟剧团领导讲了讲自己的想法,领导还是不愿意。如果我要去北京学习,剧团就把我开除了,个人关系转回农村。

那时候,我的压力大得很。

无奈之下,我在北京给三门峡市一个主要领导打电话,他刚刚从洛阳调到三门峡。我并不认识他,但我觉得必须试试。只有大胆尝试,或许能改变命运。

这位领导听了我的讲述,觉得我勇气可嘉。他说:你学成之后,只要愿意回三门峡,我们给你出学费。

【8】买西装发皮箱

1987年8月,我回到三门峡市豫剧团,10月份就担任业务副团长。还记得第一次率领剧团下乡演出,由于过度担心、心里没底儿,出了一头汗。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戏曲已经出现危机,那时社会上有两种人出门带行李,一是民工,二是演员,民工进城,演员下乡。下乡演出时,好一点的睡过土炕、课桌,有的地方连土炕、课桌都没有,羊圈、牛圈都住过,有时干脆在地上铺点麦秸打地铺,夏天蚊虫叮咬,冬天寒风刺骨。

(演出期间,吃最简单的饭菜)

我当时在一部现代戏《试用丈夫》中饰演一个赌徒丈夫,因赌博输光了身上的衣服,只穿了件短裤,站在雪地里唱了20多分钟,群众每看到此处,都会含着泪给我鼓掌。

我们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每年演出三百场以上,百分之八十的演出是在矿井下、敬老院、贫困山区,再艰苦的地方都回响着我们的梆子腔,山羊能上的地方都有我们演员的身影。

1988年,我担任三门峡市豫剧团团长。我觉得,一个剧团如果没有精品剧目,就不可能走得更远。从1987年至1997年,我们先后排了《清风亭》、《试用丈夫》。这期间,我们五进中南海演出,还给剧团解决了编制,盖起了排练场。

当团长之后,第一次出省去山西晋城演出。到那儿之后,一个台口接一个台口,十分顺利。从春节一直演到秋天。回家的时候,给每个人都买了一身西装,发了个皮箱。那时候的三门峡市豫剧团,综合实力在全省都很强。

1997年,全省公开招聘河南省豫剧一团团长。在这次竞选中,我在演讲、答辩、考试、考核四个环节,均为第一名。1998年3月6日,正式调入河南省豫剧一团任团长。这一年,我36岁,是文化系统十分年轻的干部。

【9】一阵心寒

2000年初,我主动请缨,到省豫剧二团工作。

当时的二团,在8个省直院团中可乐球教学视频条件最差。舞台上挂着破旧的几条天幕,灯光也没有几盏,坐在10排后的观众,看不清演员的脸。演员阵容也不行,勉强凑够四个宫女,穿的绣鞋露着脚趾头,扮戏的文官武将更不像样子,穿的蟒袍像刚出土的文物。乐队也就七八个人,手里的乐器跟柴火棒一样,现在想起来还一阵心寒。

当时我想,时代在发展,观众的审美水平在提高,这样的演出水平怎能对得起观众?要为观众服务好,必须排出高质量的剧目来。我四处化缘,找朋友拉赞助,整理复排了5个传统剧目。此举得到全团同志的赞成和支持。

我们的设备不全,为了排戏,从三团借来舞台,因为那个舞台年久失修,正装着灯呢,舞台开始咯吱咯吱地要塌。

我赶紧停下演出,带着大家去抢修舞台。这时,接到了家里姐姐的电话,说老家房子漏雨,母亲卧病在床,问我能不能回去照顾一下老母亲。

那时候正是复排的关键时期,我走不掉啊!那一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我没有回家,老妈妈在床上自己托着塑料布过了一夜,而舞台最后还是塌了。我送走大家之后,一个人蹲在墙边,眼泪那是止不住地往下掉啊!

后来,我又带团到北京演出,给北京观众展示了五台豫剧传统戏的魅力和二团的实力,又进了中南海演出。

中国戏剧家协会的专家们情真意切地说:20年没见过你们演戏了,戏演得不错,但面貌太陈旧了,老戏老演,已经和时代脱节了,你们应该发挥二团善演新编历史剧的优势,推陈出新,搞些优秀的新编历史剧目,与时俱进,才能多出好戏,满足当代观众的需要。

(《程婴救孤》剧照)

专家的话给了我很大启发。从北京回来,我就开始思考排演一台新剧目,决定从抓剧本开始,约请青年剧作家陈涌泉根据《赵氏孤儿》改编创作《程婴救孤》。

排新戏谈何容易,服装道具都要新添置,导演张平粗略地估算一下,最少要30多万元。而当时二团的账面上只剩下800元钱了。

【10】边唱边哭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因为二团刚从北京演出归来不久,能借的、能赞助的朋友基本上都用了。我们下定决心:就是砸锅卖铁当了裤子也要筹到排戏的钱,二团不能再在戏剧大赛上剔光头了。于是,我们提出了“团结拼搏(是动力),滚石上山(是精神),走出困境(是决心),敢为人先(是目标)”的激励口号。

接下来,几经努力,我们又取得了第七届中国艺术节的入场券,二团人的劲儿是鼓起来了,我的心气儿也更高了,暗下决心:就是累死,也要把《程婴救孤》弄好,力争实现河南省文华大奖零的突破。

(《程婴救孤》剧照

希望越大,压力也就越大。

到处借贷已经欠了一圈人的钱,在沉重的经济压力和工作压力下,我还要坚持演好程婴这个主要角色, 2004年8月中旬,我病倒住进了医院。

人在医院,心却在剧团,躺在病床上,挂上吊针,还不断地打这个朋友的电话、打那个朋友的电话,还得找钱啊!

去杭州之前,经费还没到位。这时候,一个山西煤老板打通了我的电话:李团长,你们平时演出一场五千块钱,我一场给一万,来我们村演吧!

他之所以加价,寂寞女是因为他的父亲病故了,让我们去灵堂前唱戏。

(《程婴救孤》剧照

一进这个村,到处都是花圈。我们就在这个煤老板的家门口唱,舞台正前方就是他父亲的灵柩。出殡那天,人家又提条件:能不能到坟头上唱?

没办法,只能去唱。我带着两个男演员,就去坟头上唱。 那一刻,我边唱边哭。我为死者演唱,作为豫剧演员,我的心也在哭。哭,就给钱;不哭,什么也没有。

这泪水里,浸满了委屈,甚至还有挥之不去的屈辱。现在想想,那时的我们,不就是市场的奴隶吗?!

山西归来,我们凑够了去杭州演出的费用。

【11】“跳湖都愿意!”

9月14日,我们到了杭州。那几天,我们每天晚上都去看国内其他院团的戏,看完了,第二天排自己的戏,把人家好的经验运用到我们的戏里。

那时,压力太大了,我的血压降下不来,天天难受得很。但我们整个豫剧二团,拧成了一股绳,不成功不罢休。


9月18日晚上晚上,该我们演出《程婴救孤》了。当晚六点的后台,鸦雀无声。我知道,大家憋着一口气。

演出结束,大幕落下。全体演职员在舞台上抱头大哭。过了许久,后台操控人员以为观众都走了,就把大幕又拉了上去。此时,大家还在哭,让我惊讶的是,还有很多观众没有离席,看到舞台上的我们,台下再次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在第二天的评奖会上,来自上海的专家毛世安说:我可以为程婴下跪。浙江几位观众说:看这场戏,连厕所都不敢去,剧情太感人了!

9月30日,颁奖晚会要在浙江绍兴举行。当时,我和张平导演在湖边散步,我对他说:如果咱的《程婴救孤》得奖了,跳湖我都愿意。

颁奖那天中午,在忐忑不安中,我接到了北京打过来的电话:树建同志,恭喜你们,你们的《程婴救孤》获得了“文华大奖”第一名以及“观众最喜爱的剧目”第一名,这对于河南戏剧来说,是前所未有的突破。

接到这个电话,我立即就蒙了。眩晕醒来后,我觉得几十年来所有的艰辛和痛苦,泪水和屈辱,都值了。

没过多久,接到了剧团一个职工打来的电话:李团长,咱能获奖吗?

听了我的好消息,这位女职工“啊“”的一声就哭了。

她哭了两分钟,都没有说话。我也不敢挂断她的电话啊,几乎也要哭出声来。最后,她哽咽着说了一句:“李团长,你太不容易了,咱们团太不容易了!”

是啊,我们太不容易了。

【12】再拼一把

2005年1月,《程婴救孤》被列入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的参选行列。

这年10月,就在演出前三天,我再次因心脏病住进医院。主治医生给我提出了忠告:这个时候再上台就是透支生命,甚至有生命危险。


那时,我想:人这一辈子,想干点事儿不容易,想干好一件事更不容易。既然《程婴救孤》有了一个好的开头,就应该把这种气势延续下去。我当时决定,为了《程婴救孤》,为了河南省豫剧二团,要再拼一把。

在演出现场,6位大夫准备好担架严阵以待,以备不测。演出结束后,全场观众掌声雷动,10位评委给予高度褒奖,他们称赞我的唱功“关键时刻气势足,哭腔一泻千里”。

2005年11月15日,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新闻发布会如期举行。当听到《程婴救孤》获得十大精品剧目第一名时,我在办公室激动难抑地站了起来,旋即一阵头晕跌坐在椅子上。

此后,各种荣誉接踵而至。多个城市纷纷邀请我们去演出,全国34个省市,我们跑遍了31个。

通过这个事儿,我深深地感慨:豫剧不仅是咱河南老百姓的,也是咱全国人民的。观众是最可爱的,群众是最可靠的,也是最知道好歹的。你只要用心为他们唱戏了,他们就会记住你,关心你,念你的好。

《程婴救孤》先后获得14项国家级大奖,还先后到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进行演出。

【13】人怕出名猪怕壮

常言说:人怕出名猪怕壮。

“你不是出了名吗?你不是有本事吗?那你再来一个试试!要是再来一个是瞎的,那你《程婴救孤》的大奖就是蒙上的!”不少人在背地里这样议论我,全国艺术界的同行也都把眼睛盯上了我,看我下一步棋究竟如何下。

我并没有啥妙招,但我有一颗对艺术的赤诚之心,一颗不成功就不罢休的决心。

通过《程婴救孤》,我深深明白了一个道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于是,我就从老狂武霸帝戏堆里挑出《清风亭》,苦苦地排,默默地磨,打造出了《清风亭上》。结果,我们的《清风亭上》又获得了全国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大奖和中国电影华表奖。

(《清风亭上》剧照)

这一回,人们认可了,可我心里却打起鼓来:下一部戏该排什么呢?

当娱乐成为时尚,当西化成为时髦,当艺术成为调侃,当文化成为嬉闹的时候,我初心不改,依然把目光扫向了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根基,那里有忠孝节义仁智信,那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繁衍的根。排过了忠于国家、忠于朋友、忠于承诺的《程婴救孤》的“忠”,演过了惊天动地的《清风亭》的“孝”,我决定演绎感天动地千古传颂苏武的“节”。于是,我们开始排练《苏武牧羊》。

这部戏,是“忠孝节”中华美德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我给自己下了死命令:只能成功,不许失败。

(《苏武牧羊》剧照)

这时候,我李树建出了名,我们省豫剧二团出了名,排《苏武牧羊》的钱不再愁了。企业家的投资款打来,省领导的指示来了:一定要把《苏武牧羊》排成具有中原特质的品牌剧目,成狼人拜恩为河南戏剧新的里程碑。

压力如巨石砸来,我开始担心剧本。为此,我们不惜血本,派团里的支部副书记李慧芳带领青年剧作家原长松和著名剧作家张芳,到新疆体验生活。

尽管《苏武牧羊》数易其稿,好评颇多,可我生怕达不到省领导和投资商的要求。于是,我们多次把导演和编剧封闭起来改本,改了一遍又一遍,就是不放过,陪着笑脸还让改,把两位剧作家折腾得够呛艺术人生导演溺水。

【14】“这还是豫剧吗?”

河南戏曲需要黄钟大吕,省领导把这个希望寄托到了《苏武牧羊》身上。

大制作带来大麻烦,200多名演员需要借,导演、作曲、灯光、服道、化妆需要请,北京专家需要挨门求教,更沉重的是,我饰演的苏武需要用心用魂去琢磨,累得心慌气短……彩排那天,观众只发现我的眼皮都抬不起来了,但他们没有发现,我在演唱过程中的几次眩晕。

(《苏武牧羊》剧照)

《苏武牧羊》首演之后,两种声音铺天盖地而来。一种是近乎狂热的叫好,尤其是年轻观众,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了戏曲的大美。而另一种声音则非常刺耳:掺乎进来这么多洋歌,这还是豫剧吗?连肚皮舞都弄进戏里,这不是伤风败俗吗?几百人演一台戏,几百万搞大制作,这不是糟蹋国家钱财吗?有人甚至向领导反映:李树建为了求名不择手段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面对如潮水般涌来的微词,我非常冷静。在全团大会上,我对大家说:首演有缺憾,责任全在我,因为我没有演好,所以才有了这么多的微词。我演了几十年戏,我知道啥是好戏。《苏武牧羊》稍作调整继续演,我坚信这台戏会长大。

不出所料,调整后的《苏武牧羊》在第二届中国豫剧节上大放异彩,观众们看完戏后,激动得涌向舞台向演员欢呼,评委们则含着泪水与编导拥抱,与我拥抱,恭贺我们在艺术上又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超越!

((《苏武牧羊》剧照))

2011年11月17日,我带领浩浩荡荡的豫剧兵团登上了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巨大舞台,把《苏武牧羊》呈现在了国家领导、外交部官员、驻华使节、解放军官兵和首都各界人士面前。

狂热的观众可以作证,雷鸣般的掌声可以作证,北京人民大会堂可以作证:苏武演活了,《苏武牧羊》成功了。

我没有让观众失望,我用真、用诚、用汗、用血告诉所有人:精品,就是是这样炼成的!此剧又荣获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中国电影华表奖。

【15】“我骄傲!”

历经20年的艰辛打磨,我们创作了“忠、孝、节”三部曲。

《程婴救孤》讲的是“忠”;《清风亭上》讲的是“孝”;《苏武牧羊》讲的是“节”,也叫“三、六、九”,张元秀养子十三年,程婴抚孤十六年,苏武牧羊十九年。

我这大半生中演了45年的戏,从业余剧团到现在,当了32年的院团长,演遍了我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出访了29个国家和地区。

(《程婴救孤》走进美国)

2013年2月17日,我们的豫剧《程婴救孤》走进了美国戏剧中心百老欲恋汇。2016年10月18日,我们的豫剧《程婴救孤》又挺进了世界电影中心好莱坞杜比大剧院。有历史记载,1930年2月17日,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到百老汇演出,同月同日,这可能是历史的巧合,也分别是京剧和豫剧的第一次。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美国观众不仅看懂了这部戏,而且被深深打动了。他们充满感情地用很不标准的中国话说:“你讲了一个很好的中国故事,你,牺牲了自己的儿子,救了我的儿子,不不,救了全国老百姓的儿子。 ”看着美国人一个个伸着大拇指点赞,我深深感到真正优美的艺术作品是没有国界的。我作为中国豫剧人,咪咕直播,抛物线,六年级下册语文书我骄傲!好莱坞的影视明星争先恐后地跟我们的演员合影,这就是中国文化、中原文化的影响力。

(《程婴救孤》走进美国)

在泰国演出时候,现场的一位年纪很大的翻译说:我翻译了一辈子的戏剧,上次你们中国的儿童剧《三打白骨精》让我整场都在笑,这次看《程婴救孤》,我整场都在哭。

在境外演出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最让我难忘的还是巴基斯坦的那场演出。因为特殊的环境,正是恐怖事件多发的时段和地区,剧组几乎是在荷枪实弹的士兵安全保护下完成演出颜山摄影论坛的。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我们全体演职人员顶着巨大的压力完成了整场演出。

这些经历让我深深地体味到,什么叫文化自信,什么叫中国特色,什么叫豫剧的魅力,作为中原特色文化,他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16】下好全国豫剧一盘棋

中国豫剧有三百年的历史,目前全国13个省、直辖市有豫剧,并有专业院团163个(包括台湾地区)。特别是河南豫剧院1956年成立,当时是文化部直管、河南省政府代管的全国十大院团之一,为正厅级单位。文革期间被取消,2013年恢复建制,现在下设四个团,一团演传统戏为主,二团演新编历史剧为主,三团演现代戏为主,青年团演经典名著剧目为主。

五年来,我们提出了“示范、引领、研究、帮扶”的工作目标,力争“下好全国豫剧一盘棋”,奋斗目标都已基本实现。我们帮扶新疆、台湾、兰州、西安、河北等豫剧团的发展,两次在郑州举办全国豫剧院团长工作交流会议,连续三年在北京举行中国豫剧优秀剧目展演月,来自九个省、直辖市和台湾地区的豫剧团,累计演出80多场,有近十万首都观众到剧场观看。


演出期间,互联网点击总量达3.5亿人次。文化部门的领导专家讲,600年前昆曲进京,200年前徽班进京,当今中国豫剧大规模进京展演,必将载入史册!

2017年,文化部在全国进行了剧种普查,网络大数据显示:全国共有348个剧种,豫剧排第一,在互联网上是最受广大观众欢迎的剧种。全省共有200个专业文艺院团,民营文艺院团达到了2100多个,号称“十万大军”。

我算了一笔账:每个院团每年平均演出200多场大戏,每年累计演出40多万场,每场平均1000名观众观看,每年就有4亿人次观看。

【17】做好这件事,死也瞑目了舒芯宝真能治妇科病吗

民营文艺院团是当前活跃在社会最基层的一支文化艺术生力军,是党的红色文艺轻骑兵,只要山羊能够爬上去的地方,他们都能到那里为老百姓演唱,以顽强的拼搏精神和高度的政治意识,占领了农村市场杨冰的老婆和农村文化阵地。

他们经常讲,“戏曲大发展 有我民营团”;他们有“四性”,即鲜明的群众性、牢固的草根性、演出的灵活性、内容的丰富性,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

群众中流传这样的顺口溜:“民间戏班民间走,送戏送到大门口,父老乡亲都喜欢,老戏新戏啥都有。”可以说,每一个院团都有一部艰辛的创业史、生动的奋斗史、感人的奉献史。

(李树建在《朝阳沟》中饰演老支书)

作为一名戏曲老兵,我认为党和政府对基层文艺院团的关心和支持还不够。在业内基层和民营院团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好女不嫁唱戏郎,一年四季守空房。秋麦二季回一次,掂回一堆脏衣裳。”说明了民营文艺院团生存的艰难,及其在社会中被冷落、被忽视的现状。

为此,在今年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我提出了“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党和政府应该把民营文艺院变种食人鳄团的建设发展纳入议事日程”的建议。如果有可能,作为农业大省、粮食大省、文化大省、戏曲强省的河南,应该筹办“中国乡村戏曲节”和“中国农村戏曲电影节”,为外树河南形象、内强河南精神、出彩河南人做出应有的贡献。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回顾我这大半生,我觉得:一个人一辈子能干好一件事,就是这个时代的英雄,而我还没有做到。我这一辈子的梦想、抱负,都寄托在振兴河南戏剧、传承传统文化上,如果哪一天我做到了,死也瞑目了。